印度TikTok网红与她百万印度粉丝的失联｜深度报道
采写/周雪怡
编辑/计巍
网红Geet的直播
印度TikTok网红Geet与她的百万印度粉丝快失联三个月了。
曾在印度贫民窟工作五年的她觉得，TikTok对印度来说，是远比现实中的高速公路延展得更快的“虚拟公路”。虽然它并不能让印度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下的人们真实交融，但至少让人有机会被联结，越过空间的限制去看见以及被看见。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封锁隔离下，它是许多印度人生活中重要的慰藉。
6月30日，TikTok一夜消失，Geet也就此和粉丝们失联。她很想但却无从得知，她的印度粉丝们都去了哪里、正在过怎样的生活，以及她是否还有机会与他们重新联结。
以下是Geet的自述。
Geet与贫民窟的孩子
平民窟里唯一的社交媒体
我虽然是印度裔，但从小在美国长大，五六年前才回到印度。在美国的时候，我是律师，也是励志演讲人；回到印度后，一直在德里的贫民窟做无偿的社会工作。
如果你看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应该会对印度拥挤混乱的大型贫民窟有印象，但我去的贫民窟不是那样的。
我住在德里的郊区，从我住的地方出发，不管往什么方向，开车五分钟就能看到一个贫民窟。它原先常常是建筑工地旁的一小片空地，一些人来工地打工时，就在空地上搭帐篷住，也有人搭一个小的单间房子，可能10英尺（约3米）乘10英尺大小，一家人挤在里边。
有第一个人住下，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于是空地就慢慢形成了小型贫民窟，通常有20到100个家庭。除了在工地打工，也有人去做司机、当帮佣，或者干脆没有工作。
这种贫民窟没有名字，也不是官方的，所以有时候政府会来拆掉所有帐篷，告诉人们必须离开。
疫情前，我一周去三次贫民窟，经常发现原先的贫民窟就在间隔的那几天里消失了。我从不主动问贫民窟的人要电话号码，所以贫民窟一拆，就基本意味着我和他们失联，我得去新的贫民窟重新开始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笼统地说，是激励贫民窟的孩子们，让他们“拥有远大的梦想”（dream big）。
其实我本来回印度的目的，是开一家孤儿院帮助孩子，但回来之后发现贫民窟更需要帮助。我住在首都，但连这里都有大大小小的贫民窟，每个贫民窟都有很多孩子。这些孩子里有一部分早早辍学，每天可能去乞讨、捡垃圾或者做挑夫来赚钱，也可能就在贫民窟里游荡，年纪小一些的玩石头、棍子，大一些的甚至嚼烟草、赌博。
每到一个贫民窟，我都把孩子们聚在一起，说“我想教你们一些东西”，然后便教一些简单的歌舞、道德准则，还有一些社会知识，比如，远离陌生人、遭受虐待的时候如何自救。
我也给年长一些的孩子提供奖学金，让他们意识到读书是会有收获的，如果他们好好学习，是能做成事情的。
五年前我刚去贫民窟的时候，会问孩子们，“长大后你想做什么？”这在美国是常见的问题，但他们听到这个问题很茫然，好像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大概他们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什么，或者可以成为什么。
但这不必然意味着他们闭塞。在印度，除了年纪还小的孩子，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有手机，手机很容易、很便宜就能买到，品牌也多，有摩托罗拉、诺基亚、一加等。我甚至感觉，印度的手机普及率比美国还高。
所以自然地，就算生活在贫民窟里，所有人都很早用起了TikTok，而且我就是从贫民窟的孩子那里得知TikTok的存在的。印象里，TikTok最早正是在印度农村或落后地区打开市场的。一方面，它操作简单，不用多高端的设备，普通智能手机就行，另一方面，它的语言选项特别多，这很难得。
在印度，虽然全国范围内的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但各邦可以另行指定自己邦的语言为官方语言，比如孟加拉语、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等数十种语言。对于不说印地语或英语的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农村地区的人，TikTok无疑是一个惊喜，它可能是他们用上的第一个社交媒体，甚至是唯一一个社交媒体。
在TikTok上“拥有远大梦想”
因为10岁时的一场车祸，我双腿瘫痪，只能一直坐在轮椅上，但我又很喜欢表演，所以我哥哥建议我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试试，看大家会不会喜欢我。
正如我所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是一个励志演讲人，所以我最早在美国的主流社交媒体上，比如Facebook，发了许多自己的励志演讲。去年二月开始用TikTok之后，我就把那些视频（大多是印度语视频）搬运了过来。
令我惊讶的是，我在TikTok上发的第一个励志视频就收获了上千个赞。虽然我的励志视频在别的平台上也有很多好评，但不像TikTok上的好评这样“汹涌而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印度民众此前触网有限的缘故，这样的视频对他们来说并不常见。
就像运营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一样，我每天在TikTok上发3至5个视频。过了两个月，人们发现我的英语发音很标准，问我能不能教教他们。于是，我又另开设了一个印地语账号教英语。
虽然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但会说英语的印度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相对而言，上层阶级会有更多机会学习英语。虽然，不懂英语也可以在印度活得很好，但英语无疑是加分项，会让人得到更多工作机会，比如，跨国公司、呼叫中心等。
我想，我开始在TikTok上免费教英语也是因为希望每个人都有学习它的机会，这样它就不再是某种“精英语言”了。
印度人也真的很愿意学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账号的粉丝增长速度曾达到过一周十万，并且一直保持增长，到被禁时有630万左右的粉丝，有不少“病毒式传播”的视频。
对很多印度人来说，能在TikTok上拍出病毒式传播的视频，意味着让人发现自己的才华，也意味着一夜之间挣脱贫穷的可能。
我们应该都看过一些靠成为TikTok网红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比如，我记得有一个叫Arman的穷技师，因为在TikTok上跳舞而被编舞师发现，得到了上电视的机会；一个我关注的喜剧演员，靠拍搞笑短视频摆脱了贫困线以下的生活，还给母亲买了第一件金首饰。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例子，每个人都想在TikTok上走红，去过更好的生活。连之前在贫民窟游荡的孩子们，也开始把抽烟喝酒赌博的时间用去拍视频，还三三两两地组了拍摄小团队。
那时我已经在TikTok有上百万粉丝，我自然地想要帮他们一把，于是每周一次邀请他们和我一起拍视频，有时一起跳舞，有时合作拍英语教学视频。
如果视频传播得广，比如达到百万浏览量，他们那些不在新德里的家人会给他们发信息、打电话，说看到他们的视频了，说他们出息了，说为他们感到骄傲。孩子们告诉我，这种感觉非常好。
其中有一个孩子尤其努力，每次我邀请大家拍视频，他都会来，甚至会提早一些来，反过来邀请我拍他的视频。
他平时一有空就打开TikTok，看其他人在拍什么内容，也不断尝试新的视频路数，对口型、读诗、跳舞等等。当我把他介绍给同为TikTok网红的朋友，他会不辞辛劳地去一个半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就为了和对方合作一个十几秒的视频。
但是，包括他在内，我认识的贫民窟孩子里，没有一个人走红。
“在TikTok上走红”或许也可以算是我所说的“拥有远大梦想”，我鼓励孩子们去做社交媒体，但同时我也一直跟他们强调，走红很好，能让你谋生，但走红这件事不是你能控制或指望的，你无法预料自己会不会走红、什么时候走红，无法预料观众是会点开你的视频，还是划走你的视频。
和走红相比，我更希望他们注重自己的教育，因为学识是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它永远是坚固的后盾，而TikTok不是。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远不到他们一夜走红的时候，TikTok就一夜消失了。
坐在轮椅上的Geet
对TikTok的禁令是6月29日颁布的，但我们直到6月30日晚上才无法登录TikTok。其实没有人准确地知道TikTok会在什么时候禁止登录，所以所有人都把每一刻当最后一刻，在上边疯狂地发内容。我在那两天里，则抓住一切机会直播。
事实上，自从3月份印度全国因新冠疫情封锁以来，更多的人涌入TikTok，连各个新闻频道也都在TikTok上开了账号，用短视频的方式播报新闻简讯。与此同时，我的粉丝量快速上涨，首页上出现的视频也更多样了。看得出来，大家都想借TikTok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短暂游离于所有困难和艰辛之外。出不了门的日子里，TikTok既是大家的信息摄入口，也是宣泄口。
也正是在那期间，我每天收到数百条求助信息。因为我的第一个账号以励志视频和人际关系咨询为主，许多人给那个账号评论或发私信，告诉我他们在封锁下难以排解的孤独、异地恋中的不安全感、突如其来的失业和生计压力，以及对未知未来的恐惧。
我记不得一天最多能有多少条求助，只记得我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来回复。如果某个问题普遍地出现在求助里，我会制作一个视频或者开直播专门回应。
这种时候，我感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感变得很强。我们都是人，都在经历相同的困境，所以最能彼此体谅。在疫情下，不止印度如此，或许全世界都是如此吧。
这就是为什么在禁令下来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去直播，告诉我的粉丝们要保持平静，不要采取过激行为，等待政府的进一步说明。我也告诉他们，即使TikTok被禁了，还有其他平台可用，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等，我们并不会失联。
然而，我们真的失联了。
我在TikTok上有三个账号，其中两个是印地语账号，一个是英语账号，加起来有一千万粉丝，但三个月过去了，只有寥寥两三万人跟着我去了其他平台。剩下的几百万人，就这样“不见了”，包括那些我熟悉的贫民窟的孩子。
我应该早就预料到这一点。拿Instagram来说，我总是听大家说想在TikTok上走红，但从没听人说过想在Instagram上走红。我不是指Instagram这个平台有什么不好，只是它太“美”了，你得有漂亮的照片、漂亮的背景、高质量的相机才能在上边引人注意、被人喜欢。而这种美是大多数印度人负担不起的。
在我接触过的贫民窟孩子里，只有大概20个家庭条件稳定一点的孩子在Instagram上注册了账号，但他们大多数时候也不发东西，连头像都不是自己的。
除了“美”的限制，人们可能也有语言障碍和手机流量两方面的考量。我刚提到的那几个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毕竟还是以英文为主，而且比TikTok的短视频更费流量。之前在贫民窟的时候，我就常听人抱怨“这个月流量又用完了”之类的话，他们对流量很谨慎，往往只在看视频的时候才打开，其他时候都关掉。
跟着我去Instagram的一些印度粉丝会给我评论，希望我加入新的印度本土短视频平台，比如Chingari，Mitron，Roposo，Josh等等，五花八门。TikTok被禁之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市场，大量短视频平台应运而生，有的原本就存在，在这时上了一个台阶，有的是临时出现的山寨版TikTok，也想分一杯羹。
然而，据我所知，这些印度本土的短视频平台并不稳定，比如Chingari在TikTok被禁那晚就因为注册人数太多而崩溃。而且，原先TikTok的用户分散在众多平台里，没有哪个平台能脱颖而出，聚合所有用户。
无论我加入哪个平台，都找不回以前的百万受众。
像Instagram这样的老牌社交媒体，也趁热打铁推出了叫作Reels的短视频功能。我在用，但体验不是太好，因为它将视频时间严格控制在15秒以内，有点限制我的发挥。可以这么说，这些新平台是很好的补充物，但都不足以成为替代品。
受众分散在各个平台的同时，我的精力也分散到不同平台了。
之前，TikTok“网红”相当于我的全职工作。我有三个账号，每个账号每天要发5个视频左右，一周加起来上百个视频。我通常在星期天拍摄，从早到晚地拍，一天拍120个视频，然后剪辑花两三天，制作下周视频的脚本再花一两天——一周五天全勤，确实是全职。
疫情期间，粉丝们隔离在家无事可做，希望我能多发些视频，再加上那么多的求助信息，我一天中清醒的时候几乎全扑在TikTok上。
6月30日，禁令给我高速运转的生活来了个急刹车。虽然因为身在美国，我还能继续在TikTok上发视频。但没有受众，就没有意义。我突然不知道每天应该做什么，大概过了三个星期才试着重新开始拍TikTok视频，但当时拍了几个就索然无味。
于是我慢慢转回老牌的主流社交媒体，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Facebook和Instagram等。至于TikTok，我在两个印地语账号上保持低频率的更新，英语账号则一切如常，毕竟它还有很大一部分受众来自印度以外的国家。
前几天，我刚在TikTok上直播了一场，总共有300人左右来看。换做以前印度粉丝还在的时候，几分钟之内人数就能破千。
直播时我喜欢问大家来自哪里，之前在印地语账号上直播的时候，大家来自印度的各个邦、各个城市，其中有很多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TikTok像一条虚拟的高速公路，把现实中高速公路到达不了的地方都连在一起，把我和从没听说过的地方与人连在一起。
我一直很喜欢看粉丝们的主页，经常是在看他们的评论时顺带点开，看看他们是谁，从哪里来，拍了什么内容。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公开太多个人信息，但我还是可以从视频里做些推测，看视频的背景是高楼还是农场，看他的神态是严肃还是柔和。
曾经我点进一个男子的主页，惊讶地发现他两条腿没有，戴着假肢在视频里跳舞。那让我印象尤其深刻。我也是残疾人，一直靠轮椅行动，我清楚地知道残疾人在印度的接受度不高，往往被主流社会忽视，所以更能想象他得打破多少社会限制和偏见才能这么自如地跳起舞来。
那一刻我想，走红不是一切，无名之人也会给我无名的震撼。
印度有这么多语言，不同语言之间基本无法交流，即使有了TikTok这个公共平台，大家也照样在上边设定自己的语种，筛选自己能看懂的信息。我在贫民窟待了五年，说实话，那里人的生活水平在有TikTok前后没多大区别。
你说TikTok能消除语言、阶级、贫富上的隔阂吗？它的确让一小部分人摆脱贫困，但宏观地说，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去看见以及被看见的机会，一个和彼此、印度以外的世界联结的机会。
如果疫情过去，我计划回印度，继续去贫民窟工作。我也一直期待TikTok能回到印度，这样我或许还能和印度的粉丝联系上。但现在的情况是，我甚至不确定TikTok会不会在美国被禁。
我只是个普通人，能做的只有等待。但我选择积极地等待，我已经为印度粉丝们提前准备好了视频，一旦TikTok禁令撤销，我会第一时间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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